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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德赓先生的史学成就和风格
来源: 邱敏——南京晓庄学院历史系   发布时间: 2013-07-15 16:14   3154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2008年9月30日,是柴德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本文拟就先生一生治史的主要成就和风格试作回顾和讨论,以表达一名后进弟子对先生的崇敬和怀念,未妥之处敬请各位前辈、专家指正。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早年师从近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颇受知遇。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并任北师大与江苏师院历史系系主任。他潜心研究史学数十年,成就斐然,造诣精深。又精于词章,兼擅书法。已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先生题辞赞其“育才治学,两有所长,专门治史,成绩昭彰”。瞿林东先生也在《史籍举要》的“重版前记”称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家,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这些评价皆非虚誉,因为,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人才培养上,柴先生确实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重要贡献。2008930日,是柴德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本文拟就先生一生治史的主要成就和风格试作回顾和讨论,以表达一名后进弟子对先生的崇敬和怀念,未妥之处敬请各位前辈、专家指正。

柴德赓先生自19316月发表第一篇史学论文《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起,先后撰成论著数十篇(种)。十年浩劫以后,经汇集整理,陆续出版著作3部:其一《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收入代表性学术论文27篇,基本上涵盖先生治史各主要领域。其二《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2002年收入该社《大家小书丛书》第一辑,是根据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师范教育会议要求编撰的大学历史专业“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课程教材。其三《〈资治通鉴〉介绍》(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1963年柴先生应翦伯赞之邀,赴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学一年。其间,曾为中共中央党校历史专业学员讲课,此即当时记录稿,后经整理出版。除此之外,尚有若干零星史文。综观柴先生30余年的治史历程,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明季遗民斗争与清代学术史等断代专题研究、目录文献学和史部要籍的研究以及苏州地方史研究等领域,并且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与风格。

一、对明季遗民斗争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比较而言,柴先生对宋代和清代政治史、学术史的专题研究最能反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所撰多篇造诣精深的论文堪称一生治学之亮点。其中,属于宋代的有《宋宦官参预军事考》(原载《辅仁学志》第十卷第1-2合期,194112月),《〈通鉴胡注表微〉浅论》(原载上海《大公报·图书周刊》第15期、16期,194741623日),《〈资治通鉴〉介绍》以及《陆秀夫是否放翁曾孙》(原载《光明日报》1961915日)等文。因篇幅关系,这部分暂且不论。本节仅就先生关于明季遗民斗争和清代学术史的探讨略作回顾。

1、关于明季遗民斗争

十年浩劫以后,人们怀念柴德赓先生,尤其对他刚走上治学道路时,为表彰明季江南遗民爱国精神而撰写的考证长文赞不绝口,这就是《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6月)和《〈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原载《辅仁学志》第十二卷第一、二合期,194312月)。实际上,在建国以后,柴先生还撰写过《关于〈杜臆〉的作者王嗣奭》(原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19期,1962617日)和《明末苏州灵岩山的爱国和尚弘储》(收入《史学丛考》)前两文性质相近。

《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是柴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系大学二年级时写成。此文对明末复社联名发表防乱公揭,声讨漏网阉党阮大铖的143位具揭人事迹,一一进行详细考证。文章将他们分为20余类,其中绝大多数既是反阉党的坚强斗士,后来又以各种方式投入或支持抗清斗争。柴先生对这批直谏敢言,仗节死义的文人学子表示由衷的崇敬,他饱含深情地说:“窃以诸君多复社钜子,文章豪华,年少蜚声,皆具用世之才,怀救时之志,使胡马缓渡,明社稍延,则诸君安知非庙堂之器!”但是,后来却“强者身逢大难,断头碎骨以死;即生者亦大半弃妻子,散家产,去乡里,或以僧死,或以隐死。”他们“一念故国,声泪俱下,人世凄凉悲惨之境,孰有甚于此者乎!”柴先生以悲愤沉痛的心情赞誉这批志士仁人,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令人肃然起敬。不仅如此,这篇以考证为主的长文,学术价值也很高。因为所论正是明清之际江南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事件,而且要对参与斗争的140余人的事迹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并非易事,尤其是牵涉的材料分散零乱,详略不等,其中大多数为一般文献记载所缺略,“甚者竟无一字之纪,杳不可考”。柴先生通过多方搜寻,充分利用各种诗集、文集、笔记、野史、方志、年谱和神道墓碑等记载,广泛搜集他们的言行,终于使很少为人们所记所知的这批爱国人士的事迹保存下来,为后人研究明清之际政治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学术成果。

如果说《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着重于表彰当时江南爱国志士的话,《〈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则是对几度降清,公然与抗清士民为敌的反面人物的无情揭露与批判。此文痛斥的谢三宾,乃牵涉明清之际江南政局变化的关键人物。他用心险恶,几度降清,多次破坏抗清斗争。但“因其人徘徊明清之间,故明清史皆无传,又因诸家记载多隐其名,或异其称”,故实有必要“钩稽其事迹著于篇”,以使此“非寻常降人”原形毕露,从而“诛奸谀于既死”以垂戒后世。文章也表彰以浙江鄞县为中心的一批爱国官绅士子互通声气,休戚与共,同举义兵,遭谢陷害而壮烈殉国的英勇事迹。为撰写此文,先生倾注了极大心力,征引书目包括正史、编年、传记、野史、笔记、文集、诗集、方志和各种史料钞本、稿本多达90种左右。所以,此文发表后即获好评,1946年被当时教育部评为史学优秀作品,得了一等奖。我们今天读此文还注意到,柴先生对明清之际中国社会激烈震荡下的一些人物和史事进行了十分精深的考证和讨论,后来一些论著也曾涉及。例如,上世纪60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撰成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其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论及钱谦益、柳如是与谢三宾之纠葛。陈先生说“牧斋平生有二尤物。一为宋椠两汉书,一为河东君。”实际上,早在40年代,柴先生之文卷五标题即 “谢三宾与钱谦益”,卷下目一为“争柳姬问题”,目二为“宋版《汉书》问题”。关于柳如是,陈先生说:“至若河东君,则夺之谢三宾之手,‘每日焚香礼拜’达二十五年之久。……呜呼!牧斋于此,可以无遗憾矣。”而柴先生早在“争柳姬问题”中即谈到:“然谓河东择婿,非三宾所能争,此则未免重视河东,小视三宾矣。不知三宾诗文足用,功业卓著,在当时固亦风流倜傥非常之士,又挟其资以与牧斋角,亦正旗鼓相当。然牧斋先与韩敬争状元不得,后与温体仁争枚卜,又不得,惟与谢三宾争柳如是,终归绛云楼中,此则牧斋晚年得意事,存此佳话,不亦善乎”。关于宋版《汉书》,陈先生云:“牧斋此书今天埌间已不可得见。世之谈藏书掌故者,似未注意此重公案,聊補记于此,以諗好事者。”实际上,柴文“宋版《汉书》问题”一目即已详论此事,他谈到宋版《汉书》收藏家之次序“为赵孟頫、钱谦益、谢三宾、张缙彦。……入清宫后,至嘉庆二年乾清宫灾,延及昭仁殿,此书为六丁(“六丁”即道教所称火神—笔者按)取去,一段《汉书》收藏公案,遂告结束。”关于钱、柳、谢三人在争柳和宋版《汉书》上的纠葛,柴先生所论明显早于60年代发表的《柳如是别传》,其学术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3040年代柴德赓先生对明清之际江南遗民斗争的研究,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直接响应陈垣先生倡导的民族史学、抗战史学,为“宣传民族自立,确立民族自尊,坚定民族自信,树立抗战信心”而取得的重要成果。就具体论述对象和课题而言,柴先生与其老师又各有不同。陈先生的研究多就宗教史作文章,如有名的“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而柴先生之论,多以明清之际江南遗民和爱国官绅士子的斗争为对象。他在着力表彰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时,披沙拣金,搜剔爬梳,大力从事资料的搜集与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褒善贬恶,显隐表微。他的分析和议论,不仅有浓烈的感染力,也有令人心折的说服力,对于南明史和清初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其学术价值十分宝贵。

2、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柴德赓先生治清代学术史有很深的造诣,对乾嘉史学一些著名学者的成就得失及相互关系的品评和分析,尤其引人注目。这方面论著最早一批有:《万斯同之生卒年》(原载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新第28期,19471117日)《全谢山与胡稚威》《跋邵念鲁年谱》(原载《辅仁学志》第151-2合期,194712月)等文。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又撰成《章实斋与汪容甫》(原载《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五期)《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原载《光明日报·史学》第261号,196358日)《严绳孙手札》(原载香港《大公报 ·艺林副刊 》1964223日)《王西庄与钱竹汀》(写于196471日。原载北师大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3期)《跋顾亭林〈致归元恭札〉墨迹》(原载香港《大公报 ·艺林副刊》1965110日)等。

论及清代学术文化,乾嘉史学自有特殊地位和意义。但是,直至上世纪60年代,就这一专题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尤其是讨论各位代表人物的成就得失,学术渊源、治学风格等方面的成果并不多见。柴先生从上世纪4060年代多次撰文,陆续展开对章学诚、王鸣盛和钱大昕等人学术风格、成就得失以及相互关系的探讨,获得重要成果。由于他熟悉史料典籍,对这些名家的学术渊源和交游关系,甚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在论述中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而使我们对乾嘉史学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例如,对章学诚学术的评价,柴先生在《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中说,章氏是乾嘉时期“独树一帜的史学家”。但是,当时绝大多数学者讲考据,而他重议论,与当时风气不相适应,所以,名声还是不大。直至清末民初,学诚之学逐渐流传,成为一时之显学。柴先生说:“直到近年来,人们认为章学诚是当时最进步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史学家,认为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了。究竟章学诚这个人那些方面应该肯定,那些方面还有问题,有仔细研究、具体分析的必要。”先生首先肯定,就章氏对史学的贡献而言,可以从四个方面看:六经皆史说、论著作体例、关于方志的主张、关于校雠学。柴先生说:“以上四个方面,就其大者而言。总起来说,章学诚在乾嘉年间的学者中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见解的,对当世和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是无可怀疑的。”而另一方面,无论从历史观还是从学业水平看,章学诚都还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看其历史观,柴先生说:“我们略去一般的封建思想不谈,把他的学术观点和对当时的政治态度联系起来看,就不难了解他的为人了。”以其力倡“六经皆史说”为例,他心目中不止以为六经是古代史书,更是最高标准的史书。所以,其名为尊史,真正的精意所在仍是尊经。他在《文史通义·经解中》说:“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这就是说,凡不“服膺六艺”,便是离经,不遵“时王之法”,便是叛道。正因为如此,章学诚对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批评附会经义以钳制舆论,非法杀人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戴震不满意理学家的偶像朱熹,章即斥戴“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认为戴“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柴先生说:“章与戴正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从章的立场说,六经不可议,朱熹也不能议,何况当时皇帝重程朱之学,又怎么可以轻议呢?一件事情,两种看法,戴章的优劣,显然可见。”不仅如此,章学诚还在《丙辰札记》中发表邀宠清廷的议论,鼓吹“自唐虞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魏晋唐宋之禅让固无论矣,即汉与元,皆是征诛而得天下。……惟我朝以讨贼入关,继绝兴废,褒忠录义,天与人归。”此外,他在《乙卯札记》中更发表反对明季遗民的观点。这些不要说在明清之际,即使在乾嘉时代的一般学者文人中,也不能算作是进步的思想,我们对此怎能视而不见呢?除去历史观的问题,章学诚的学业水平也有问题。他的著作中常有错误,包括常识性错误。余嘉锡先生在《书章氏遗书后》举出好些条,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柴先生说,章氏对这些指擿也许并不以为然,因为他曾在《申郑篇》中为郑樵辩护过:“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他又在《与朱少白书》中说自己“平日持论,关文史者,不言则已,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之不可摇动。”这种自高自大的话也值得肯定?显然,这已经是治学态度的问题。章氏治学真有如此高的水平吗?他在《知非日札》中竟然闹出批评修《元史》的宋濂不为与元朝毫无关系的南宋人唐仲友立传的笑话;《校雠通义》又指《旧唐书·经籍志》之集部无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之文,又无杜甫、李白、王维、白居易之诗是因为旧志“残逸不全”。实际上,具有一般目录学知识者都知道,旧志抄自毋煚《古今书录》,而此书之记止于开元,自然不会有李杜韩柳之集。柴先生说:“志序中本来说明白了的,他自己不注意看。……学诚是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相标榜的,这些书籍源流并未清楚,又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最后柴先生指出“平情而论,学诚之学,有他自己的一套见解,但脚踏实地的工夫稍差。因此,他想得多,做得少。……当然,时代不同,各有特点,章学诚也自有他一定的学术地位。”

我们知道,对于象章学诚这样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名家进行科学而全面的评价,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评论者来说,不仅需要对被评人的思想、学术有深入而详尽的掌握与研究,更需要有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及实事求是态度和冷静客观的分析。柴先生正是具备这样条件,才能针对自清以来对章氏评价不断升温,尤其是“近来肯定的过多了些,批判则太少”的情况,一方面对章氏独特的学术成就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着重对其思想上的局限和学术上的不足予以恰当和令人折服的批评,从而为更科学,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史学史上这位重要人物作出了贡献。

在发表《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一文后,柴德赓先生陆续撰成《王西庄与钱竹汀》以及《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两文,反映他对乾嘉史学最重要两位代表人物的研究又有进展。在乾嘉史学中,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皆以考论历代正史著称,王、钱又同以考据见长。柴先生通过深入剖析这二人的相互关系、学术途径、治学方法和态度以及思想观点上的异同,指出这两位向来被看作同乡、同学、同年、同官,又是至亲,晚年又同住苏州的著名学者,固然存在不少共同之处,但也有许多明显甚至截然相反的区别和差异。

首先,从王、钱二人的治学途径看。他们未中进士之前,皆以词章为主,兼负诗名,后又皆入经史之学。但是“西庄之学,前期偏重经学,后期转入史学。就他的著述来看,经史参半。”其经学代表作是《尚书后案》,史学代表作是《十七史商榷》。当时和他死后,人们称颂他的重点仍在传马郑经学。先生说:“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十七史商榷》的价值比《尚书后案》更要高些。这也是西庄所不及料的。”就钱竹汀言,他也通经,也受惠栋影响,但不专治一经,亦不专守汉儒家法,通其大义而已。他把对经学的考证转移到对史学的考证上来,治学的重点在治史。这是钱氏治学的重要特点,也是他对乾嘉学术最重要的贡献。收入他一生著述的《潜研堂丛书》,除了讲诸经和《说文》的答问12卷和少量的音韵著作外,绝大部分是史学著作。这些治史成果除《二十二史考异》之外,还有《十驾斋养新录》《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金石文跋尾》《元史氏族表》《补元艺文志》《补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等。竹汀治史“于宋辽金元四史,用功较深,元史尤为专门,这方面是西庄所未及的。竹汀精于算学,对古代历法研究极有心得,著《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表》等,这是西庄未曾致力,引以为憾的。文字音韵之学,竹汀和西庄都用过功,但竹汀对古无轻唇音等比西庄有所发明。此外,地理、官制、金石、目录之学,两人各有专门,诗文亦工力悉敌。竹汀所以史学著作较西庄为多,专精亦过之,主要的一点,他把治经的工夫移来治史。”“总之,西庄和竹汀著述传世,都是卓然可以自立的,从经学的考据转到史学的考据,竹汀关系最大,考证最精,其影响也最深远,他和王西庄同而不同就在于此。”其次,论及二人的治学方法。竹汀喜欢说自己治学是“实事求是”,这其中包含事实确凿,议论平允,他最反对说空话和唱高论,以为空话于事实无补,高论则强人所难。而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序说:“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王、钱二人在治学必须务实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既以史书的事实为主,首先考虑史书所载事实是否可信,史书刻本是否可靠,这样的认识突出了治史要从校勘入手的重要。柴先生指出:“乾嘉时期的校勘学家,一般只能两本对校,或本书校本书而已。高明的才用他校、理校法。《十七史商榷》和《二十二史考异》不同于一般校书,他们既是全面校,又是重点校,更重要的是考证。”也就是说,在改正脱、衍、讹、误的同时,还作“诠解蒙滞,审核踳驳”的考证工作,这是他们二人比乾嘉时期一般校勘家高明的地方,也是他们的共同点。同时,柴先生从著书的体例和方法上也指出二人考证的不同处:从形式上看,西庄对史事的考核,每条都有个题目,使读者便于检寻。竹汀则只依诸史卷次,标某记某传,不立题目。从内容上看,二人区别更明显。《十七史商榷》有三种内容为《二十二史考异》所没有,即评论史书优劣、评论历史人物,阐述治学方法。关于这三方面内容,竹汀治史也讲,不过未收入《考异》,另外收入其他书而已。反之,竹汀的《二十二史考异》有些内容,西庄《商榷》也没有:一种是对涉及各卷的某一具体问题作综合研究的专条,如卷三十五《南史·宋本纪》“刘裕龙行虎步”条,把《南史》中牵涉“虎”字者皆汇集起来;一种是可以脱离《考异》一书而独立的专文,如卷九有《汉侯国考》,卷十五有《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书》等,尤其像卷八十三载《宋奉使诸臣年表》一文,篇幅几占一卷之多。这两类文字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校勘考证,实际是接近或者就是专题性的研究成果。柴先生认为竹汀的这种作法“是当时校勘家所没有的,也是考据家中少有的。西庄《十七史商榷》虽然有些篇考证花了功夫,但不是这个路子”。“向来对竹汀的评论是博而又精,西庄也博,精则稍逊,两家著作俱在,一比就明白了。”显然,柴先生探讨乾嘉史学代表人物的成就得失、相互异同和地位影响时,视角广泛,考证缜密,议论平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无论观点还是结论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文风看,先生好几篇论文的标题都采用“×××与×××”这种整齐划一的句式,在学术论文中颇为新颖。他讨论学术,有理有据,娓娓道来;评论人物,心境平和,不带情绪。上万字的长文,直白流畅,读之饶有兴味,丝毫不觉枯燥,称之为历史散文之优秀典范,恐不为过。作为中国当代史学史上这份极富特色的学术遗产,值得认真总结。

二、对目录文献和史部要籍的研究

柴德赓先生十分重视对文献典籍的搜集整理,又由于长期从事史学教育工作,一直重视指引学人掌握治学门径,培养读史治史能力。多年来,围绕目录、文献和史部要籍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成为他一生学术贡献中影响最为广泛的部分。

1、目录学成就

柴德赓先生与他的老师陈垣先生一样,上承乾嘉考据学派,强调治学应从目录学入手。但是,要正确地掌握和运用目录学亦非易事,正如王鸣盛所言:“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为了帮助后人掌握和运用目录之学,柴先生对几部重要的目录著作做过深入的探讨。

1945年抗战之末,柴先生在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术集刊》第1期发表《〈四库提要〉之正统观念》一文,对于《四库提要》这一部“集目录之大成,为后学之津梁”的中国古典目录名著,在充分肯定其重要学术地位和作用的同时,也指出此书自问世“百数十年来,人无间言,亦以官书尊严,理绝雌黄”,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批判。恰于不久前,余嘉锡先生撰成巨著《四库提要辨证》,柴先生认为“自《辨证》出,《提要》学术价值,势须重加估定。”余先生《辨证》一书既已逐卷指《四库提要》内容上的谬误缺失,柴先生之文则主要针对《四库提要》错误的正统观念进行分析批判。先生认为,《提要》作者忠实秉承清统治者意旨,竭力反对“严夷夏之大防”的思想,意在清除社会上和文人学子中流行的民族意识。先生揭露清统治者的险恶用心,就是为了提醒、告戒学人,封建时代的官修史书,即便是目录之类工具书的编纂,也往往寓有深意,读之者、用之者不可不慎重识别对待。柴先生此文发表在余先生《辨证》问世不久,他高度赞誉余书“以四十年之功,攻二百卷《提要》,探源竟委,罅漏立见”。同时,转换研究角度,揭露《提要》错误的正统观念,这一方面是他追随陈垣先生致力于抗战史学,彰扬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也是从“《提要》的学术价值,势须加重估定”出发而取得的研究古典目录学的重要成果。显然,此文与余先生的《辨证》,分别从不同角度起到指导后学正确认识与运用《四库提要》的作用,也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对《四库提要》的研究水平。

柴先生于4060年代分别发表《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原载《铺仁学志》第151-2合期,194712月)和《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原载《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1963年版),这两篇文章是先生研治目录学的代表作。今按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自光绪二年(1876)刊行以来,流传极广,直至改革开放以来,多家出版社仍在不断翻印。但是,对于这部目录学重要著作和治学必备的工具书,其所牵涉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作者属谁、历次翻刻中的版本优劣、此书编纂存在的缺失等,自清末民初以来,除去周星诒、叶德辉等人作过批注,范希曾撰成《补正》以外,进行系统研究的并不多。柴先生这两篇文章通过对张、范之书的深入探讨,就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发表许多重要意见,也为后人更好地掌握、运用这部重要工具书提供帮助。首先,《答问》一书广泛流传以后,或称此书出于缪荃孙之手,柴先生的《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在陈垣先生《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一文辩驳此说的基础上,再引缪氏自撰《半岩厂所见书目序》曰:“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四川学,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索)督署,随同助理。”,既然是“随同助理”,自不等于代撰。先生认为,此序撰于1908年,张之洞尚健在,而称《答问》一书为代撰的《艺风年谱》作于张死之后。所以,缪氏 “未免有掠美之嫌”。其次,对范希曾《补正》作评价。1931年范希曾为张氏《书目答问》作成《补正》印行,柴先生认为范氏《补正》既包括《书目答问》的全部内容,又为之做纠谬、补漏记的版本和补收与原书性质相近的书等三方面工作,称赞范氏“一人出力,众人得益,不仅可称《书目答问》的功臣,实在也是对近代学术的一种贡献”。但是,柴先生也认为,范氏在补正过程中有一明显缺点,即他所用的底本虽然是一个较早的原刻本,却不是张书最初刻印的上海蜚英馆石印本;更没有将后来的多种印本、重刻本仔细核对,尤其忽略其中比较好的、由张氏门人王秉恩在光绪五年所刻的贵阳本。柴先生曾在《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一文中介绍他以贵阳本与《答问》原刻详加核校,发现王秉恩早已改正原刻各种问题达280余处,“大率原刻本误而贵阳本是”。可是,范氏作《补正》时,却未见此本,以致其书竟然出现多处沿袭旧本之误而未改的情况。这篇文章通过对《答问》一书不同版本的认真校核,为后人更好地运用此书提供重要帮助,实在是功德无量。不仅如此,先生之文最后还指出:“世人每重视原刻,而忽后印翻刻之本,不知此等板本,固多磨泐错误,然原刻之误,每赖后印翻刻之本为之改正。”这类结论的得出,更是牵涉到对版本学、校勘学一些原则、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其学术意义是很明显的。

2、文献学成就

文献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柴德赓先生治史,十分注重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主政于北师大历史系,就曾自著名学者闵尔昌后人处购下闵氏撰《碑传集补》以后,继续搜罗汇集而成的《碑传征遗》手稿。张守常先生评价此事曾说:“柴先生买下此稿,使之不致散失,使闵氏多年搜求辑录的劳动成果不致泯灭,这是出于保存学术文献的考虑;而以善价购买以帮助闵氏家属,此中又有学人的风义在”。60年代,出版界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力量点校二十四史。这是建国以来,继标点《资治通鉴》以后,对古代文献典籍进行整理研究的又一大型工程。1964年,教育部借调柴先生至北京,协助陈垣先生点校《新·旧五代史》,他主要整理新史,刘乃和先生整理旧史。当时已经编制了两书人名索引、五代十国年表和有关五代史的论著目录。正当点校工作接近完成时,“文革”骤起,工作被迫中断,先生们付出大量心力而形成的书稿也不幸遗失。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柴先生在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由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部资料丛刊,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为推动民主革命史研究而确立的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大型资料工程。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推翻沿袭千年的封建帝制的伟大斗争,但是,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尤其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并未见多少有份量的成果,而丛刊《辛亥革命》的问世明显改变了这种状况。这部资料丛刊的编辑,自1951年开始,经历六个年头。在柴先生主持下,经过广泛搜集,对全部资料择其重要,去其重复,实际采用120余种,共约320万字,印成8大册,其中未发表过的资料有10余种,字数约占1/4,虽经发表而刊本难得者又居十之七八。尤为可贵的是,书中既编入革命过程中一些代表人物的资料,同时还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东方杂》中辑录旧时学者从不注意的人民群众投入反清斗争的不少资料。此外,对于竭力操纵和干涉辛亥革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加以反映。论及这部资料丛刊的规模及网罗之宏富,不禁使人回想起以前讨论这场革命,学者接触的资料只有像《孙中山选集》、《民报》影印本等寥寥数种,两相比较,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柴先生在为这部丛刊资料写的《叙言》中还谈到时间断限、按事件编次等问题,实际上是对近代文献史料的整理和文献学的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当然,这部资料丛刊的问世,更重要的还是为治辛亥革命史第一次提供了大型系统的资料选编,这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与教学,无疑是巨大的推动。章开源教授曾言:“作为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之一种的《辛亥革命》八册的刊行,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资料方面的便利。”们知道,柴先生治史并不以辛亥革命为主要方向。但是,为了推动中国民主革命史的研究,他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业务上的得失,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重要的学术任务。“文革”结束以后,辛亥革命史和与之直接相关的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日益成为显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柴先生主编丛刊《辛亥革命》的学术贡献以及奉献精神,必然受到更多学人的敬仰和赞誉。

3、对史部要籍的研究

柴德赓先生治史成就最集中的领域之一,是对于史部要籍的研究。其中,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一些久负盛名的史著的探讨最为突出。如众所知,清代乾嘉史学中,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人各以其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和《二十二史劄记》而负考论正史之盛名。柴先生的《史籍举要》一书,也以考论历代正史为重点。我们试以此书以及《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原载《人民日报·学术研究》第75期,196572日)《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原载《光明日报·史学》第3081965519日)等论文,与王、钱、赵之书相比较,可以看到先生在考论正史方面的杰出贡献。

在《王西庄与钱竹汀》一文中,柴先生曾说到:“就学问论,王、钱是一个路子,赵又是一个路子。”这里所谓不同的“路子”即指不同的治学特点、风格。就王、钱二人论,治史主要针对文字校勘、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以及版本义例等具体问题,所考内容相对孤立;而赵氏之学每每能总贯诸史,评其得失,尤详于各代兴衰变革的讨论。一般认为,王、钱之书比较严谨,错误较少,尤以钱氏向称精密。而赵氏之书则比较粗率疏阔,多有具体性的谬误。平心而论,这两种治学风格互有短长,各有千秋。柴先生研究历代正史时,通过比较综合,扬长避短,力求将两者的长处、优势结合起来,把对历代正史的研究大大提高一步。这里,首先以《史籍举要》上编“纪传体史书”涉及的几处精密考证为例,看先生对历代正史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比如,唐初参与编纂《晋书》的作者。除去房玄龄、褚遂良和令狐德棻三人外,王鸣盛《商榷》卷四十三单纯将《旧唐书》“令狐德棻传”与“房玄龄传”相比较,迳称德棻传中“同修一十八人”之“一十”为衍文,而以“玄龄传”所称“许敬宗等八人”为是,并认为《新唐书》传的记载盖误本旧书而未及改正。柴先生则指出,《商榷》犯了主观臆测的错误。他引《新唐书·艺文志》于《晋书》条下列参预修书者名单,计有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二十一人,又据《唐会要》卷六十三所载亦二十一人,只是姓名略有不同,如将房、褚除外,即十九人。而高似孙《史略》所载亦十九人,则令狐德棻之外,且有十八人。所以,《旧唐书》“令狐德棻传”所记不误,先生考据功夫之细密由此可见一斑。其次,于《新唐书》的编纂。柴先生认为,王鸣盛言新书本纪太简,较旧书减去十之七,可谓简极,此言是。但王又责新书不应尽削诏令不载,先生却以为此事当别论。他说:“《新唐书》本纪尽删诏令,只纪大事,故较旧书为简略。且宋敏求已撰《唐大诏令》一百三十卷,唐代全部诏令已经收集,本纪不载,毫无关系。”他认为“时代不同,史体当有改进,责新纪太简,不在诏令之有无,要看事实是否简略” 。这里论《新唐书》的编纂义例,柴先生见识比王鸣盛明显高出一筹。再如,欧阳修《新唐书》出,时人吴缜作《新唐书纠缪》,以本证之法,就新书前后对勘,揭发矛盾。对此,宋人多袒护欧公否定吴书,至清代钱大昕,对吴书也不以为然。钱氏作吴书跋语曰:“廷珍(吴缜之字)读书既少,用功亦浅,其所指擿,多不中要害。”又云:“所纠非无可采,但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面对宋人、清人几乎众口一词的否定,柴先生从欧、吴二人的学术地位与影响明显不对称出发,他说:“欧阳修为北宋显学”,王明清、陈振孙等人对吴书的打压“都是说吴缜品德不好,其实,学术问题,当从学术本身研究讨论。吴缜既作《新唐书纠缪》,应当看看他所纠的是不是缪,不必问他对欧阳修是否有成见。先从枝节问题予以打击,不再齿及他的论点,这便是排斥异已,压制思想。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1072),其学派势力至南宋也还存在。吴缜因作《新唐书纠缪》和《五代史纂误》,其必为欧阳修的门生故吏所排挤无疑。”柴先生又认为,《新唐书》是官修史书,由欧阳修、宋祁二人分别主持,不及检照处自是不少,吴缜对所发现的问题,虽然不能一一定其是非,但是,他“敢于提出批评,也化了相当的工夫。尽管当时人不支持他,后世人也有微议,但吴缜总是《新唐书》的诤友,他的意见可以供研究者参考。于历史上的学术分歧与纠葛,柴先生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当时的学术环境与对立双方所处的不同地位出发加以讨论,进而得出公正平允的结论,这种基于深厚学术素养的考证和分析,自比王鸣盛、钱大昕的考据大大前进一步。

另一方面,柴先生对历代正史的研讨,也继承发展赵翼代表的重视评论诸史得失和变革兴衰的风格,这可以他对《新五代史》的讨论为例。柴先生《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一文,在介绍欧书基本内容和体例之后,首先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相比,欧史修撰时间迟了近百年,网罗的材料却不比薛史多;虽然欧史号称仿《春秋》,学《史记》,但同时的学者对之评价却不算太高,其地位并未能压倒薛史。但是,为什么南宋以后薛史读者日少,金朝皇帝甚至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明以后,薛史甚至几乎绝迹,而欧史却能独享盛名呢?柴先生指出:“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欧史文章好,一方面是由于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向。肯定说,欧史比薛史更能为封建统治服务,更符合封建地主政权的需要。”柴先生认为,欧史效法《春秋》,强调尊王思想,同时,更强调五代的历史教训,他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既使在五代那种君不君,父不父的情况下,也不允许臣不臣,子不子。先生精辟地指出:“他何尝爱五代那些皇帝,可是他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不能不叫人去爱他们。这样,欧史对封建统治起了积极的拥护和捍卫作用。理学家空喊三纲五常,不如欧阳修通过历史事实教育人来得有效。无怪朱熹很欣赏欧史,认为‘文字好、议论好’。清乾隆年间赵翼也说:‘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这里,通过对《新五代史》着力于褒贬五代人物的剖析,一针见血地指出欧阳修、朱熹、赵翼等人以封建史学为武器,力求宣传封建纲常伦理,捍卫封建统治的本质。在此基础之上,柴先生再就欧阳修对五代的片面认识展开批评。《新五代史·一行传序》曰:“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同书《唐废帝家人传论》曰:“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欧书完全把五代历史看成黑漆一团。柴先生则认为:“这是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封建秩序的破坏来立论的。”固然,这53年间,政权更替频繁,即使暂时有所安定,但是赋税繁重,刑罚残暴,生产破坏,人民困苦不堪。“但是,历史总是在前进的。要认识五代这个时代,不能只看军阀混战那种黑漆一团的情况,而要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考虑。”通过对五代前后将近一个世纪政治局势的具体分析,柴先生认为,其间战争最多,最残酷的时期,多半在唐末和后梁一代,战争的中心在河南,交战者主要是野心家和军阀。自唐庄宗即位后,形势有所缓和。后来战争又多在石晋之世,地点则在黄河南北,主要是契丹南下,中原遭受戮掠。到刘知远建立后汉后,情况又有缓和。在这段时期里,一些统治者像唐明宗在位八年,周世宗在位六年,陆续进行一些改革,不能一笔抹杀。对于欧阳修极力贬低的五代典章制度和文化,柴先生说:“他所以看不起五代的典章制度,是以宋代来比较的。他压低五代,也是为了突出宋代。其实,五代文化也并不低。后唐长兴年间,国子监雕刻九经,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不久,和凝自刻文集百卷,可见雕板印刷的发展。开运年间,当兵荒马乱之时,却修成《旧唐书》二百卷。南唐的写书本和藏书很有名,是后来宋朝三馆藏书的基础。古典文学中词的一体到五代开花结果。画家中出现了很多人才,所流传至今的名画,为我国艺术宝库中增加了光彩。”文章最后,柴先生特别对十国历史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十国对中国历史发展是有贡献的,主要在于开发长江以南地区。江南经济经过三国至南朝发展较快,但比北方还差得多。至中唐以后,浙西的几个州生产水平已超过北方。但象湖南、广东、福建等地,生产水平还是较低,户口也比较少。经过农民起义,到五代十国时期,因为建立政权,经济上要求自给,不能不鼓励生产。又因为比较长时期没有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不论已开发或未开发地区,生产水平都有所提高。”“正因为经过十国一段长的时间,南方经济基础很好,宋统一中国后,南北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南北的生产水平差不多一样,而南方后来居上之势也逐渐形成,中国的封建经济就出现了新的面貌。……欧阳修对五代十国的看法没有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着眼,是不正确的。向来对于五代十国有些错误看法,多数来源于《新五代史》,必须加以纠正。”显然,柴先生是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历来备受推崇的《新五代史》展开全面深入的剖析和客观的评价。从治学评史的路径和风格看,此文不无赵翼之遗风,力求从大处入手,品评史书史事之得失。但是,论及对史书史事本质的把握和分析议论之透彻,显然又是赵翼无法比拟的。

总之,柴先生对史部要籍的研究,明显突破以王、钱、赵为代表的乾嘉史学的局限和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努力以唯物史观指导对历史、史家和史著的研究,可以说至60年代中期,他已经把这方面研究推进到前沿水平。

三、对苏州地方史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柴德赓先生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1955,北师大支援兄弟院校,他响应党的号召,调任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此后,一直留意于苏州地方历史、人物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这方面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发现“永禁机匠叫歇碑”以及所撰《从白居易的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初稿写成于196018日。后刊载于《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以下简称《论证》一文)《苏杭天堂说的由来》(原载《新华日报·新华副刊》,1961611日。以下简称《由来》一文)和上文提到的《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等文。

自南调以来,柴先生曾与系里纪庸教授谈起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他们想象苏州历史人物中应该有这些记载。后来看到苏州图书馆藏旧抄本有顾震涛的《吴门表隐》,其中提到机房殿有清雍正十二年的永禁机匠叫歇碑的记载,当时估计,所载应是关于手工业工人的罢工问题。这年1225日,柴先生即去玄妙观访碑,终于在道士的指引下,于机房殿(俗称祖师殿)南墙下找到这块碑,碑文内容正是反映丝织业机户倚仗官府势力,禁止机匠聚众结帮叫歇罢工之事。后来,先生写成《记〈永禁机匠叫歇碑〉发现经过》一文,发表在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7期上。这块碑的发现,对于18世纪中国纺织业资本主义因素增长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资料,对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的研究,更有重大意义。后来,柴先生还对此碑作进一步研究。他在给著名史学家尚钺信中说:“我为研究这碑,曾经去苏州图书馆借来康熙二十五年的《织造府志》,对当时官营手工业的组织作了一些了解,肯定这碑所记的机户,都是私营手工业的资方。对碑上有姓的官吏,也大略考过,完全符合。为什么碑要立在玄妙观祖师殿?因为这是(当时)工人聚集之所。……明末葛贤率众抗税就是在玄妙观集会的”块碑文后来被作为“附录”,收入尚钺先生的专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一书(三联书店,1956年版)。尚先生在“附录”说明中谈到:“从柴德赓教授发现此碑的经过,使我们体会到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即一切的机会和材料,都是为有思想准备的人而设的。”这块碑文牵涉的明清经济问题,原非柴先生治学重点,但是,他既然服从国家需要南调江苏,也就关心这里的历史文化。永禁机匠叫歇碑的发现,由于涉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正是属于所谓“五朵金花”,亦即中国史学界在5060年代最为关注,讨论也十分热烈的课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先生发现此碑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柴德赓先生南调以来,对苏州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尤其体现在《论证》以及《由来》两文之中,这两篇文章讨论唐代中叶以来苏州地区经济繁荣的表现、原因与深远影响。柴先生为什么要对唐以来苏州的繁荣进行探讨?其意义何在?《论证》一文的第二部分谈到:“我们觉得研究唐中叶之后苏州地区的发展,不仅是苏州的问题,江南的问题,而是整个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来先生又在《由来》中说:“封建时代以苏杭比作天堂,正是反映中唐以后封建经济发展的新的水平。”显然,柴先生力图通过对唐中叶以来苏州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和原因的分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典型的实例。如众所知,作为南方经济最为发展的苏州地区,当时究竟繁荣到什么程度?有哪些具体表现?何以唐中叶以后能加速发展?在上世纪60年代的相关著作中,对于这些方面的讨论大多比较模糊和空泛。柴文从唐中叶以来这一地区州境的扩展,属县建置级别的提升以及户口的增多等多方面说明“唐代苏州一州,包括后来苏州、嘉兴、松江三府之地,在当时的州郡中,确是没有可以和它相比的。”先生还从水稻产量和赋税征收的标准、比例上展开讨论,他引范仲淹《政府奏议》统计的资料说“臣知苏州日,检点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烦,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这虽然是北宋的数字,但与唐后期应该相近。中稔之岁即平常年景,亩得米2-3石,大熟之年必过之。由此知东南之地每年上缴税赋,仅一个苏州地区出产即能完成,这还不能说明苏州的繁荣在全国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吗?柴先生文中征引了多种史料,尤其以曾在苏州任刺史的白居易的诗文详述中唐以来的繁荣表现,包括物产的丰富,农具的改进、手工业的繁多,城市的规模和繁华等等。先生又进一步论述苏州以及整个江南地区自中唐以来何以能在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开创新的局面。他认为,第一是江南地理条件生产基础比较好,尤其是水利事业明显发展;第二,从整个唐朝看,江南承平时多,用兵时少。即使偶有战争,恢复得也较快,总的来说,还是平静的;第三,两税制对江南经济有推动作用。柴先生认为“大抵元和三年以后两税法得以进一步贯彻,江淮之间人民生活比较有一时期安定。至于这一长段时间内的苏州刺史有政绩的不少,白居易离杭州,公库内还积存不少的钱,便是一例。”第四,商业与交通发达促进江南繁荣。自隋朝开通大运河以后,苏北的扬州、楚州在国内外贸易上跃居很重要的地位,江南运河所经过的州郡,商业也非常活跃,而苏州则是通杭州到浙东、福建的必由之路。先生还谈到“张继《枫桥夜泊》那首诗,为什么当时人那么欣赏?正因为当时枫桥是个热闹市镇,游客至此,日暮停泊,大家听惯钟声,因此,对夜半钟声到客船感到十分亲切了。”在大体结束对唐代苏州繁荣的表现和原因的探讨后,《论证》第三部分又以“天堂和苏杭”为题,转入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则流传广泛的民谚的讨论。当时,先生以为这条民谚可能出自宋人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十所云:“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继而,又对此谚何以苏杭联称但又苏在杭前等问题进行探讨,他可能想通过对这条民谚的研究进一步升华文章的中心思想。但是,这一部分的内容没写多少,文章就结束了,后来此文也没有公开发表。先生逝世之后,《江苏师范学院学报》在19791-2期连载刊出,文末记有“196018日初稿”的字样。2005年,笔者偶然读到此文撰成一年多以后,柴先生在1961611日,《新华日报》“新华副刊”发表的《由来》一文,才知道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民谚之所出,先生的认识较之一年多前有明显的深化。先生考出此谚源出北宋人刘焘的《树萱录》,其称“员半千有庄在焦戴川,极风景之胜,里谚曰:‘上有天堂,下有员庄’”。这里的员半千,是唐开元前人,高宗时上书自陈“家赀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米五十石。”后来,清人翟灏作《通俗篇》,以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是从员庄的谚语仿来的。柴先生说:“一个私人的庄子,能传到几代?能有多大影响?不知何人把‘员庄’二字换成‘苏杭’,意义便不同,流传也久远了”。他认为:“从天堂—员庄到天堂—苏杭,有个过程,最早当在唐中叶以后,和诗人白居易有关联。白居易先做杭州刺史,他对杭州的风景,赞叹不绝于口,对苏州的景物,时时咏之于诗。”而苏杭两地的风景与经济繁荣在白居易的诗中经常并称,像“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苏杭自昔称名郡,牧守当今最好官”。这些名句每每传诵人口,后来很自然形成范成大《吴郡记》所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进而再演变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把后来发表的《由来》一文与先前撰写的《论证》一文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先生展开对唐中叶以来苏州和江南地区经济走向繁荣的研究,获得了重要成果,他在总结这一问题讨论时说:“封建时代以苏杭比作天堂,正是反映中唐以后封建经济发展的新的水平,特别是苏州地区从唐中叶以后经济发展很快,一个州发展为三个州府,成为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其历史意义也在于此。”柴德赓先生展开的对苏州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虽然所论仅仅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局部地区,所撰论文的篇数也不多,但是,其创获却不小,学术含量不宜低估。可以明显的看出,此时柴先生更自觉地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力求从更宽阔的视角探讨中国历史上具有关键意义和重要影响的现象与事件。柴先生把他在北方治学数十年积累的深厚功力运用于研究苏州地方史,更加致力于对多种资料的访求、网罗、考订和运用,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分析和阐述更加精辟和深邃,与他早期的3040年代相比,此时柴先生治学可以说进入更成熟的阶段。

四、学术风格

在大体回顾柴德赓先生的治史成就后,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这些成果反映了怎样的学术风格。笔者以为,柴先生治学最为突出、鲜明的特色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考论结合,经世致用

人们论及柴德赓先生,几乎众口一词地称赞他作为陈垣先生的学术传人,首先继承了陈先生擅长史学考证的学术风格。当然,柴先生确是20世纪中期中国史学界以历史考证为主要特色的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陈先生和柴先生的历史考证较之乾嘉学者的旧历史考证已有本质区别。诚如陈其泰先生在《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一书“前言”所说:“20世纪的历史考证学是新时代的学术,它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品格,虽然渊源于传统的考证学,但却因为在观点上、材料上、方法上获得了新的凭借,因而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上达到了升华。”陈垣先生总结自己的治学道路时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两年前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后又说“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这里所说的正是一条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到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到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最终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治学道路。19474月,柴先生在上海《大公报·图书周刊》第1516期发表《〈通鉴胡注表微〉浅论》一文,其中谈到历史考证说:“近些年来,史学的考证方法确比以前进步,不过有些人为考证而考证,渐渐流入琐碎,为世所讥。实在考证是免不了琐碎的,只要看证的有意义没有。另一方面看,考证固然是一种客观的论断,可是历史的事实有时也需要作者有精确的解释,解释不同,历史就变了样子……”陈先生和柴先生不赞成单纯地为考证而考证,他们主张“重实用”,作“有意义之史学”。也就是说,史学在考证的基础上,还要对历史作正确的解释,为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服务。这里的“解释”就是与“考证”相对应的“议论”。只有 “考”与“论”结合,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才是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 正如学者所赞誉的:“柴先生深受乾嘉学者治学方法的影响,但他又能超出他们那种纯客观主义的窠臼”我们看柴先生所撰论著,几乎无一不坚持这种考论结合,经世致用的思想与风格。象前文所论《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考迹考上》《〈鲒埼亭集〉谢三宾考》等文,皆与陈垣先生撰《通鉴胡注表微》的目的一样,他们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就是要发扬“以史为鉴”的传统,拿起史学的武器,考古证今,表出好人,以为楷模,揭出恶人,以为鉴戒,从而彰扬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面临与3040年代完全不同的形势,柴先生治史仍然坚持考论结合,经世致用的精神,努力通过史学研究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前文讨论他所潜心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其中《章实斋与汪容甫》一文着重研究章学诚与汪中二人的共事历史和相互关系,他考出章、汪二人先后在朱筠、冯廷丞和毕沅幕中共事,由于道不同,志不合,相互关系形同水火,矛盾成见至深,而且二人应对不断恶化的关系所采取的方式也不同。柴先生没有为单纯考证而讨论他们的相互关系,他是就此对封建时代文人间的相轻恶习进行批评。先生说:“可见,人的好恶多少有点感情作用。学术文章,各有主张,很难勉强求同。……同是爱好他的文章的人,爱憎也不一样,何况道不同志不合的人呢?封建时代的文化思想认识,相去不远,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不足为怪。但是,只要著作有一定水平,总有人读他的书,想望他的为人。一时的毁誉,一人的爱憎,不能决定一切。”文章最后又说:“我们今天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同时学者各抒所见,互相尊重,已形成风气,看到封建时代文人相轻的恶习,觉得好笑。但是,我们也还要随时警惕,因为我们还没有改造好。”当然,柴先生治史注重经世致用,决不仅仅限于直接联系和评论社会现实。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上文所述,他就中国历史和史学发展一系列重要事件、人物、史著展开研讨,撰成多项论著,皆是把细密的考证与入情入理的议论相结合的成果,给历史学科相关领域以明显的推动,这正是进一步发挥经世致用功能的表现。

第二、文史结合,以诗证史

学者治史,必须最大限度地搜集、网罗资料,陈垣先生曾形象地比喻为“竭泽而渔”。就文献史料而言,伴随传统学术文化结构的变化,图书典籍逐渐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推广,流传下来的典籍渐多,而集部文献的数量尤称巨大。由于这类典籍多系私撰,受封建政权的直接干预较少,因而具有相当的客观真实性和史料价值,向来为治史者所重。但是,要真正熟练地掌握运用这部分资料亦非易事。这里,一是要花工夫;二是要对各类集部文献,尤其是韵文中诗词曲赋等文体十分熟悉甚至能够精通,方能达到目的。由此联想到上世纪末,学术界围绕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杰出成就,逐渐兴起对“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和风格的讨论。其间,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连续撰文,可谓新论迭出。例如,他指出柴先生另一位老师邓文如(之诚)先生的《清诗纪事初编》一书,也是“以诗证史”之重要代表。邓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不同,他上承黄宗羲之绪,“采用记事形式”;陈则继钱谦益之法,“主要采用笺释形式”卞先生又撰《以诗证史的典范─〈柳如是别传〉》一文,详论陈氏治学方法最具特色的四个方面。来笔者幸承卞先生赐示大作《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书后》,文揭示,在陈寅恪动手写作以唐诗证史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之前25年,“二十五岁的刘师培(申叔)先生,已发表唐诗可以证史的主张,并撰文示范。”卞先生的研究成果把对“直至近现代始大显于世”的“以诗证史”治学方法的探讨向前推进一大步,对于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进而论之,我们回顾柴德赓先生的学术成就,可以看出,他也是继陈寅恪、邓之诚等大师以后运用“以诗证史”取得重要学术成果的史家之一。从前文所论可知,早在3040年代,柴先生已运用“以诗证史”撰成多篇名作,如《〈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大量引用《续甬上耆旧诗》《鲒埼亭集》《句余土音》《万斯备深省堂诗集》《郑寒村诗文集》以及丁传靖《明事杂咏》、程嘉燧《松园浪淘集》等诗文。5060年代,他写《王西庄与钱竹汀》《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章实斋与汪容甫》《跋顾亭林〈致归元恭札〉墨迹》等文,频频引用《潜研堂诗续集》《瓯北诗抄》《卷葹阁集》《汪容甫遗诗》等诗文。大约是先生后期撰成的《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一文,引用《明遗民诗》《居易堂集》《树泉集》《归庄集》《南雷诗历》《明诗综》《南雷余集》《续甬上耆旧诗》以及《南浔镇志》《退翁年谱》等诗文资料达数十种。这里,为了进一步领略柴先生擅长的“以诗证史”的风格,再举讨论唐代苏州经济繁荣两篇文章中的一些实例。笔者曾做统计,先生写《论证》一文时,直接引用白氏诗句有70余则,加上韦应物、刘禹锡、陆龟蒙、范仲淹、范成大等诗文已超过100例。而《由来》一文不过2千余字,引用白氏诗文也有8则,另有苏轼、苏辙等人诗亦8则。如将所引诗文资料稍作归纳,主要可分11类:

1)考史事之时间。如白居易做苏州刺史是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但据《吴郡诗石记》等,知其初至苏州是在39年前的贞元二年(786)。

2)考人物之交游。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三位唐代姑苏诗太守的佳话中,白、刘二人为好友自不待言,而“白居易只是年轻时见过韦应物,刘梦得根本未见到韦应物。”

3)补史志之阙漏。如据《送王卿使君赴任苏州因思花迎新使感旧游寄题郡中木兰西院一别》及陈直斋《白氏年谱》,会昌三年(843)应有一任苏州刺史,姓王,但为《苏州府志·职官表》所缺载。

4)记苏州州境与户口。如《自到郡斋走笔题二十四韵》:“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

5)记苏州城的规模与繁荣。如《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待御、周殷二协律》:“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

6)记苏州物产之繁盛。如《和微之四月一日作》:“泥新莺影忙,蜜熟蜂声乐,麦风低冉冉,稻水平漠漠。”又《池上篇序》云:“罢苏州刺史日,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

7)记苏州城多水多桥。如《正月三日闲行一首》:“绿浪东西南北水,红阑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8)记苏州地区偶发自然灾害。如《答刘梦得白太宁行》:“为郡已周岁,半岁罹旱饥,襦裤无一片,甘棠无一枝。何乃老与幼,泣别尽沾衣,下惭苏民泪,上愧刘君辞。”

9)记杭州之盛。如《余杭形盛》:“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答微之夸越州州宅》:“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

10)兼夸苏杭二州。如《见殷尧藩待御江南诗》:“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

11)反映下层民众之境况。如《代卖薪女赠诸妓》:“乱蓬为鬓布为巾,晓踏寒山自负薪,一种钱塘江畔女,著红骑马是何人?”。可见,柴先生讨论唐中叶以来苏州地区和江南经济的发展,对所涉及的各方面,几乎无一不以白居易等人的诗文资料支撑其学术观点。所以,这两篇文章堪称体现先生治学“以诗证史”风格的典范。诚然,如卞孝萱先生所言:“以诗证史,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简言之,一要深于诗,二要深于史。……非文史兼擅的学者,不能胜任以诗证史的工作。”此论至为精当。柴先生自30年代初受知于陈垣,一生治史成果斐然,同时亦兼擅诗。1988年柴先生80冥寿时,出自同门的启功先生为纪念册题签,赞其“精于文史,敏于词章”。这本纪念册裒集先生所撰《青峰诗存》和《偶存草》二集残稿,保留自1926年至1964年创作的部分诗作,共134185首。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的咏时、咏事、咏史,咏友等作品,其中不乏佳作。显然,柴先生是当得起“文史兼擅”和“胜任以诗证史”之誉的。

第三、教研结合,指导门径

柴先生自上世纪30年代起即从事教师职业,又长期主持大学历史系的行政领导工作。他经常要面对青年学生,面对一批批即将走上教育岗位的年轻史学工作者,这种经历与环境,使柴先生十分重视对史学人才教育与培养的研究。前文论及他一生的学术成果中,为了提高学生的读史、治史能力而指导治学门径的论著占有相当比例。过去,他的老师陈垣先生就注意指导青年学生的治学,陈先生介绍自己年轻时的读书经验说:“从目录学入手”,“懂得目录学则对中国历史书籍大体能心中有数”“目录学就好象一个帐本,打开帐本,前人留给我们的著作概况可以暸然。古人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较容易地找到了。”柴先生秉承陈先生这一精神,早在上世纪40年代即以《书目答问》贵阳本与原刻对勘,并据此撰文强调贵阳本对正确使用《书目答问》的重要性。到60年代,又为中华书局重印《书目答问》及范希曾的《补正》作序。其目的都是为学人指引读书治学的门径。后来他撰《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介绍》《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这一类文章,在进行深入的考证和学术探讨时,也注意指导读者正确看待和利用这些重要的史著。他在中央党校讲《资治通鉴》,演讲记录稿经整理以《〈资治通鉴〉介绍》为书名出版后,学者评此书“是对此前《通鉴》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整理的最有代表性的评介”。并且特别提到先生介绍的明人严衍《资治通鉴补》一书“自诞生以来三百余年间,并不太引人注目,唯有清人钱大昕比较认真地研究过。先生在进行如此深入的学术研讨和评述时,最后仍然专门设立“怎样读《通鉴》”一目,详细介绍几种不同的读法,又建议读《通鉴》要与读十七史相结合,注意查考各种工具书等等,这些意见实际是他数十年积累的治学经验的结晶,对于一般读史者来说十分珍贵。

当然,柴先生的学术研究结合教学,注重指导门径,最集中的体现还是受到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的《史籍举要》一书。对于一般初学者而言,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典籍,几乎无不感到束手。柴德赓先生的《史籍举要》从目录学入手,根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删繁举要,辨源析流,为了读书治学之实用,方便初学者“即类即书,因书究学”这一宗旨,在编撰中注意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着重讲基本的史书。先生从大学历史专业教学实际出发,将史部众多典籍只提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传记、地理六大类进行介绍,而重中之重又放在纪传体《二十四史》。这不仅便于初学者尽快入门,同时也便于了解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主流和基本线索。二是着重讲开创体例的史书。例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注、《通典》、《元和郡县图志》、《高僧传》、《宋名臣言行录》等等,对后来沿袭其流的书,只提及有何损益变化即可,这就达到“源清流晰、主次分明”之效,避免一般史籍介绍因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枯燥无味的缺点。三是着重讲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书。柴先生强调了解中国古籍,不是为了当作古董去鉴赏,而是为了利用有价值的史料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方便初学,先生着重对一些最为学者重视的史书详加介绍,像《前四史》《资治通鉴》《续通鉴长编》《明清实录》《三通》《宋会要辑稿》《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皆是。这种写法是前辈学者重视读好一两部基本史籍的治学经验的反映。对于开始涉足史学的青年学生而言,首先熟悉、掌握一批最重要的史籍,对于今后治学往往可收事半功倍、易于入门之效。当然,柴先生的《史籍举要》着重讲这三类书,不是说仅仅停留在浅显的一般性介绍的水平上。我们看《史籍举要》上下两篇,上编专讲纪传体二十六史;下编分论史部五大类,选书70余部,全书一共讨论史部要籍百余部,包含了先生一生治史部要籍的主要成果,其学术含量是相当丰富而珍贵的。吕叔湘先生曾在199052日《光明日报》“史学”第509期上撰文称赞:“柴德赓先生《史籍举要》一书,久闻其名,最近才有机会通读一遍,确实是在同类书中允称上选”“此书优点甚多,最值得指出的有两点。第一,所举书籍虽多,但不是全然孤立论述,而是常常指点彼此间的异同因革,因而全书脉络贯通。”“第二,评论一书的优劣得失都有根有据,恰中肯綮,决非笼统一说,或人云亦云。……都不是不经过深入探讨就能下笔的。”笔者鄙见,吕先生的评价实际是说《史籍举要》最可贵处,乃在于它是真正称得起“深入浅出”之誉的。柴先生这部书是对众多的史学名著作了大量细密精深的研究后,以简洁凝炼的方式介绍给后人。正因为此,《史籍举要》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1987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国家奖。后又与顾颉刚、夏承焘、王力、李长之、周汝昌等名家的著作一道,再版收入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丛书第一辑。这说明柴先生密切结合史学教育、注重指导学术门径的治学风范,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柴德赓先生学术成就和风格的粗略回顾和讨论,我们看到他生在20世纪初,成长于社会激烈动荡、民族深重危机之时,经过陈垣先生的亲切指引和自己的不懈努力,在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形成独特的风格。到20世纪4060年代,已卓然成为中国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人物。柴先生主要传承的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考证学,他可称为陈垣先生门下弟子中史学成就最为突出者之一。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先生治学也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他除了与陈先生一样重视对目录、文献的研究,致力于彰扬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的抗战史学外,还结合工作实际,在史部要籍、宋代和清代的政治、学术史专题和苏州地方历史文化等领域取得重要的学术进展,达到精深的造诣。他一生的史学论著,就数量而言,并不算多,但可谓篇篇精辟而实在。当然,这也不是说先生治学没有一点问题或者不足之处。者鄙见,柴先生治史数十年,在史料利用,治史观念和考史方法上都有重要贡献。所可惜者,文革骤起,十年浩劫,先生惨遭迫害,不幸逝世。但是,他留下十分宝贵的学术遗产,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尤其是新历史考证学发展的重要见证,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作者附记:撰写本文于张承宗、何荣昌先生主编的《青峰学记》一书多有参据和引用,谨向二位先生及各篇作者致谢。

00七年十月一日



此为全文上篇。因学校经费困难,《史学丛刊》停办,下半部遂未能刊出。参见何荣昌、张承宗:《柴德赓先生传略》,载张承宗、何永昌主编《青峰学记》,第6页,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年版。

按本文以下所引文字,除另注出处者,均见《史学丛考》所收各篇论文。

刘乃和:《学识渊博,追究进步》,见《青峰学记》第27页。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第416页。《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

盛邦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和流派》。载《学术月刊》20055期。

《十七史商榷》卷一。

《柴德赓先生和〈碑传征遗〉稿》,见《青峰学记》第176页。

转引自吴竞:《柴德赓教授与丛刊〈辛亥革命〉》,《青峰学记》第161页。

参见《史籍举要》第45页。

参见《史籍举要》第110~111页。

《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史籍举要》第112页。

《史籍举要》第113页。

何荣昌、张承宗:《柴德赓先生传略》,见《青峰学记》第8页。

《致方豪》,见《陈垣史学论著选》第624页。

《致友人书》,转引自北师大编:《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第9页。

龚书铎、李秋沅:《柴德赓先生治学道路和方法》,《青峰学记》第34页。

《邓之诚“诗证史”的理论与实践——〈清诗纪事初稿〉书后》,燕京研究院《燕京学报》新十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1月。

《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总第8辑,凤凰出版社, 2006年版。

 见揭《邓之诚“诗证史”的理论与实践—<清诗纪事初稿>书后》。

《陈垣史学论著选》第643页。

宋衍申:《资治通鉴研究概述》。载《资治通鉴〉丛论》,第36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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