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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念东——辅仁大学“陈门四翰林”的由来
来源: 本站:柴念东   发布时间: 2014-11-15 18:10   2503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关于辅仁大学“陈门四翰林”的由来,一直没有准确的出处,现发现柴德赓文革中交代材料有记述。特就此问题做一个介绍。

辅仁大学“陈门四翰林”之说多见书刊,但是由来一直没有确切记述。近整理在柴德赓文革检查交代材料有所发现。关于“陈门四翰林”:

一、陈垣先生关于“四翰林”的记述。

    据陈智超《千古师生情(二)》(《民主》杂志2008年第一期)披露,一九六四年,陈垣先生收藏清代学者汪中容甫临《圣教序》手卷(现藏首都博物馆),命弟子为此文物分别作识。启功识为196410月,柴德赓识为19651月,周祖谟识为1966年夏。

时陈垣先生另留下遗笔于便条之上:

辅仁大学史学系盛时有陈门四翰林之目。所谓陈门翰林者,柴、启、周、余四君也。今此卷跋尾。三人□皆备,独阙余,余遜让之也。

在汪中手卷上有19665月刘乃和的代笔:
昔柴、启、周、余,人称陈门四翰林。今柴、启、周三人皆有题词,独阙余,盖余遜让之也。

援庵吾师为词命书。

这是陈垣校长正式见于笔端的“四翰林”称謂之据。

二、启功关于“陈门四翰林”的记述。

据《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全集》第九卷)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好多位相继离开了辅仁,剩下关系比较密切的只有余遜、柴德赓、周祖谟和我四个人还留在陈校长身边,也常到兴化寺街陈校长的书房去请教问题,聆听教诲。说来也巧,不知是谁,偶然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走”。······周祖谟先生的公子在提到“四翰林”时,总把周祖谟放在第一位,其实,按年龄“序齿”,应该是余遜、柴德赓、启功、周祖谟。

三、周公子士琦关于“陈门四翰林”的记述。

    1999年3月3日《北京晚报》刊登过周士琦的文章“辅仁大学陈门四翰林”,如下记述:

旧京的辅仁大学为我国造就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本世纪 40 年代在辅仁大学有四位青年教师才华横溢,学问精湛,他们是柴德赓、余逊、周祖谟、启功四位先生。当时的校长是历史学家陈垣先生。陈先生家中的三大间南房为书房兼客厅,而四位先生常常一同造访陈府,向陈先生问学,于是乎时人称之为南书房行走,有四翰林之美称。这源于清廷掌故,清宫之内有翰林院,饱学之士得以入选为翰林,于御前供奉者即称南书房行走,清帝于南书房与他们纵谈经史。柴、余、周、启四位先生为陈先生南书房之座上客,故有四翰林之称。

后与周公子士琦联系,得复信:

四翰林之排序,在下是按传统礼节逝者为大排序的,当时前三位均己仙逝,故按辞世年代之先后为序,拙文中己写有先后辞世字样,即为明证。1999年写此文时唯启老伯健在!当然放于最后,因为逝者为大!

四、柴德赓关于“陈门四翰林”的记述。

在整理柴德赓文革中检查交代材料(1968年)中发现记有:

1936年秋,我进辅仁大学教书,当时余嘉锡是国文系主任,可是全校的普通国文课是校长陈垣自己管的。1937年以后余遜在历史系教课,也兼普通国文,我和余家父子见面就多起来。在抗战时期,辅仁大学新生数量增加,启功、周祖谟(现北大中文系教授)也来教普通国文,我和余、启、周都常和陈垣见面,沈兼士开玩笑地说我们四人是“四翰林”。

由此可知,“陈门四翰林”之称呼由沈兼士先生最先叫开。从以上为观,“陈门四翰林”各自表述的顺序有差异,周公子也没有把周祖谟排序列第一。周夫人(余淑宜)2000年前后曾讲过,四翰林硕果仅存为启功,其他人均作古,生者排在死者之前总不合适。

我们后人当然没有资格为其排座次,1966年陈垣校长已经有过定论。“陈门四翰林”是一个别称,是对学有所成者的一个褒奖。后人最重要的是学习了解陈门的学问,将学问传承下去为后代学者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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