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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探析
来源: 苏州大学研究生论文 吴琼   发布时间: 2016-09-01 06:18   1330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著名史学家柴德赓为中国史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代学者对柴德赓进行过研究,大多集中于史学研究领域,对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方面未见有全面论述。柴德赓从早年求学经历和形成的史学基础,长期的历史教学实践,总结提炼出丰富的历史教育思想。他的历史教育旨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三方面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观点。他认为在历史教学内容上,应当统筹整体,取舍有度;尊重事实,渗透情感;在历史教学方法上,应当语言生动,营造和谐课堂氛围,教学方法必须注意选择;在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上,应当提高师德素养,知识素养,史学研究能力。显然,柴德赓这些历史教育思想对当前历史教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 选题意义

历史教育是一种培养人们历史文化素质和历史认识能力,并达到把握客观规律,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活动。古代的历史教育突出政治和道德色彩,通过伦理教化为国家统治服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雨如晦,亡国灭种的时代危机,让传统的历史教育增加了新的内容。

柴德赓一生,经历了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有着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意识,加上具备的深厚史学思想基础,使得他历史教育思想的内容丰富而深刻。在当今新课改下,历史教育如何更好地致力于民族精神的培养,如何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如何有效地促进国际了解与合作竞争,培养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而柴德赓作为一名优秀的史学研究者和教学实践者,其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教育思想无疑非常值得研究与学习。

(一)有利于完善相关学术研究

柴德赓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从事历史教育三十余载。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 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 并任北师大与江苏师院历史系系主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在历史教育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拥有独特的教学魅力,值得后人研究借鉴,对其历史教育思想的探析有着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术界关于柴德赓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柴德赓生平及主要学术成就介绍,二是对柴德赓学术成就、学术思想的归纳与评价,三是柴德赓亲友和学生对他的回忆和追思。对于其历史教育思想及其教学实践,有些零星回忆和总结,却未见有全面论述。

因此,对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的全面论述很有必要,有利于完善学术界相关研究内容的空白,认真总结并吸取老一辈史学家的宝贵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加深对历史教育的深入思考,促进当前历史教育和教学实践的发展。

(二)有利于促进史学的跨学科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广泛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使历史研究的内容看起来不再那么干瘪。将史学研究与教育学研究相联系,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课改对教师专业素养提高的要求,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研究优秀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从中汲取经验,不断完善自我教学方式,能够帮助教师结合时代特色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柴德赓是优秀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对其历史教育思想的研究对加深史学和教育学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促进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三)有利于教师学习借鉴,发挥历史教化功能

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教育,认为历史大到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兴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小到对个人的人生修养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由于近年来人们在教育思想上的急功近利、实用主义倾向等,历史教师的个人品德和专业素养面临着极大的考验。柴德赓在《论古代师生关系》中强调:“虽然也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之说,但既称为老师,必须担负这两方面的责任。 [①]他强调教育工作者不仅要为经师,更要做好人师。这不仅是柴德赓对教师教育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在长期一线教学中始终坚持践行的理念。

柴德赓在进行历史教育的过程中有很多教学方法是值得当前历史教师学习和借鉴的。例如,他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讲“现状”,还原历史背景,认为在环境氛围之下,才能理解历史。这与高中历史课堂中要求的“神入”历史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这是本土文化下产生的历史教学观念,至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柴德赓还重视历史细节,这与前一段时间各中学中盛行的“细节教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柴德赓上课讲到激昂处便诵出来,讲到细致处便背出来,深入浅出地讲,不流于表面,不读讲稿,所有上课要讲的东西都存在其心中。这对工作在一线的历史教师提出较高的要求,需要历史教师充分把握历史史实,阅读大量相关资料,言传身教,传授学生历史知识,在有限的历史课堂中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作用。

纵观柴德赓一生,一直致力于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在史学研究方面,他擅于运用考证的方法论证史实,成果丰硕、翔实可靠。在从事历史教育三十余载中,他以身作则,严谨治学,诲人不倦。对他历史教育思想的探析可以给予当前迷茫中摸索的历史教师一些启示,以前人为镜,开拓前行。

  学术史回顾

目前关于柴德赓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柴德赓生平及主要学术成就介绍。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青峰永在——柴德赓先生传略》[②]简介柴德赓生平及主要学术成就。俞履德《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柴德赓》[③]回忆柴德赓一生,讲述诸多柴德赓生活细节以及师从陈垣,取得的学术成就等。

二是对柴德赓学术成就、学术思想的归纳与评价。除了上述《青峰永在——柴德赓先生传略》也在内,李秋沅《柴德赓先生<史籍举要>读后》[④]认为《史籍举要》具有“深入浅出,有启发性”、“探源溯流,指示门径”、“广征博引,考证翔实”、“介绍版本,切于实用”四大特点。余行迈《柴德赓先生评书论人之卓识——读<史学丛考>浅议》[⑤],从全书各篇归纳柴德赓评书论人的标准,主要一是爱国主义,二是进步观点,对全书进行了细致分析,并表达对柴德赓学术成就的钦佩。龚书铎、李秋沅《柴德赓的治学道路和方法》[⑥]认为, 柴德赓治学, “大体说来, 解放前偏重于考证之学, 解放后则侧重于目录学及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并总结了柴德赓治史的三大特点。武少民《柴德赓与清代学术史研究》[⑦]认为柴德赓的治史实事求是、视野开阔;对史书、史事的评价具有客观而全面和精深缜密的治学特点。邱敏《柴德赓先生的史学成就和学术风格》[⑧]则系统总结了柴德赓的治史特点,最为突出、鲜明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考论结合,经世致用;文史结合,以诗证史;教研结合,指导门径。

三是柴德赓亲友和学生对他的回忆和追思。如柴邦衡《先父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催我奋进》[⑨],从五个方面阐释了柴德赓的治学之道,并阐述柴德赓家庭教育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启功《尊师重友,真诚待人》[⑩]从柴德赓与人相处,为人处事角度出发;舒芜《天荒地老忆青峰》[11]回忆与柴德赓在抗战的大后方天天共剪窗烛、围炉夜谈,数次谈到柴德赓苦中作乐,环境艰苦,仍然坚持史学研究,常常即兴赋诗,并书一手好字,点点滴滴从细节出发,表达对柴德赓无限追思。许大龄《忆柴师》[12]回忆柴德赓课堂教学细节,从学生角度回忆老师对自己的谆谆教诲。还有刘乃和《学识渊博,追求进步》[13]等文章。从这些或长或短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亲友和学生对柴德赓的真挚情怀。这些文章从多个侧面反映了柴德赓的生活、工作、学习和研究,丰富了柴德赓作为史学研究者和教学一线工作者的生动具体形象。

  研究的框架与方法

(一)研究框架

本文主要有五个部分组成,即绪论、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的基础、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的目的、柴德赓对历史教学的思考、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笔者通过搜集、研读柴德赓的论著,纪念柴德赓的论著,访谈柴德赓后人,获得珍贵的原始资料,并分析收集到的相关资料,筛选提炼出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的目的、对历史教学的思考。在综合分析以上内容的基础上,探析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对当前历史教育的参考借鉴作用。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研读柴德赓论著、纪念柴德赓的文章、期刊数据库、网络资源等,获得与课题相关的较为全面的文献资料,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参考资料,进行研究。

2)访谈法。通过设计项目相关问题,访谈与柴德赓相关人士,并搜集资料,整理分析总结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提炼其历史教育思想的内容和特色。

四、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对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的论述。本文运用历史学与教育学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把握到具体细化来考察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在掌握一定资料的前提下,总结梳理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和对历史教学的思考,对进一步深化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研究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因资料和能力所限,本文也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是关于教育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有待补充完善,文章理论性不足。其次是资料有待发掘和补充,相关文献资料也需要加强阅读,总结提炼。在资料的甄选和运用上尚有进一步锤炼提升的必要。再次是内容框架有待细化,习作中也有需要提高和完善之处。


626969澳门资料大全第一章 历史教育思想的基础

柴德赓以治史闻名,在史学研究中始终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念和积极的价值观,也坚持经世致用的理念,认为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才能实现其最高价值。柴德赓的这种治学观念及个人经历都为他历史教学开拓了视野,加深了认识,为他历史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生平经历

柴德赓生于中国社会动乱的年代,一生大半时间都在中华民族的忧患中度过。与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国家忧患成为他民族意识形成的根源,而个人经历也是他历史教育思想形成的基础。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县思安乡柴家村人。5岁入私塾,勤奋好学。11岁能读《古文观止》。1920年进临浦小学,经国文教师陈榜良先生的悉心指导,在幼年时期已经打下坚实的国文功底。“小学毕业后,研读《左传》、《纲鉴易知录》、《东莱博议》、《古文辞类纂》等书,对文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23年进临浦小学初中班,当时的历史教师蔡东藩正在撰写历代通俗演义。蔡老师的教育与熏陶,使他对史学与文学的研读更有长进。”[14]蔡东藩是他步入史学之门的启蒙老师。同年考入杭州安定中学,他是班级中国文功底最扎实的学生。1926年夏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高中文科。毕业后,1929年北上,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15]师从史学大师陈垣。从此,他长期在陈垣的帮助指导下从事史学研究,深受陈垣的器重,是“陈门四翰林”之一。与陈垣的长期接触,使得柴德赓深谙教师在学生学术及生活中的重要性,奠定了柴德赓日后教学的心理状态。“1931年,经陈垣介绍,在辅仁大学附中兼任语文教师。这是柴德赓从事教育事业的开始。1936年受聘于辅仁大学历史系,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正式进行历史一线教学工作。”[16]然,不久即爆发七七事变,日寇统治下,柴德赓精神异常痛苦,渴望国家统一的愿望也更加迫切,只能将精力转向史学研究和课堂教学。这段时间柴德赓与陈垣接触频繁,陈垣在面对北平的沦陷,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相信中国是大国,历史如此悠久,绝不对灭亡,一定能恢复。”[17]这种积极乐观对本就具有乐观性格的柴德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加坚定抗战的胜利。也更加希望社会上有识之士能够为祖国统一奉献出力量。北平沦陷后,柴德赓及家人生活困苦,颠沛流离。后辗转入川,进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虽然生活清寒,但其不断求进步的热情,一腔爱国的赤忱之情更加凸显。中国沦陷的这段时期,也是柴德赓性格形成和稳定时期,他将民族气节融入骨髓,与学生共同进步,形成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柴德赓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社会的稳定为其进行史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柴德赓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5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兄弟院校,调任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在历史专科基础上创办本科专业,是江苏省属高校第一个历史系,成为本科创系主任。柴德赓师从陈垣,毕生主要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先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江苏师范学院等高校,讲授中国古代史、史料与史学、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等课程。

第二节  厚重的史学思想基础

柴德赓是当代著名史学家,一生致力于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成绩突出。他精通考据学、目录学,对宋史、明清之际的历史和清代学术史,特别是谢山之学、竹汀之学有深入研究,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因受条件限制,他生前没有将著作整理出书,逝世后由其学生编订整理成书,代表作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和《资治通鉴介绍》,内容丰富,方法严谨。柴德赓赞成《颜氏家训》所说:“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然后出手。”因而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堪称史学界的典范。柴德赓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并非无的放矢,立异好奇进行研究,而是带着一位史学家的使命感,发挥历史教化作用。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教学实践中,柴德赓将其治史道路和方法潜移默化地渗入历史教学中,对莘莘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正确理解柴德赓的历史教育思想必须以其深厚的史学思想为基础。

柴德赓入大学以后便师从陈垣。陈垣走的是一条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学,到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到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治学道路。[18]柴德赓作为陈垣的得意门生、入室弟子、学术传人,继承了老师的品德与风格。柴德赓在陈垣的指导下,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图书馆看书,养成了很好的读书习惯。不管多忙,每天一定要读点书;对读过的书进行圈点,不同版本校对,抄录卡片,为其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大学二年级,他便开始发表考据之作。解放前,他在治史上偏重精严缜密的考证之学,且不是为了考史而考史。中国古代史学便有“以史为鉴”的传统,考古证今,以为借鉴。柴德赓的考史文章就带有明显的爱国和经世之感。柴德赓著有多篇考史之作。这些考史文章一方面是为求学术之真,另外一方面也是为发肺腑之言。尤其是收录于《史学丛考》的《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宋宦官参与军事考》、《<鲒埼亭集>谢三宾考》等文章,都充分反映了柴德赓在史学考据上的成就。解放后,他侧重于目录学及清代学术史研究。60年代前期,柴德赓精力旺盛,思想成熟,学术创作进入最佳成果期,从1960-1965年,写作史学论文篇数之多,质量之高,在他一生中都是空前的。这一时期,柴德赓特别注意研究清代学术的发展和成就,他“尤其对清代学术源流,本末支系,传法师承,了如指掌”,所写有关清代学者评价的文章都有“独到见解”[19]。《章实斋与汪容甫》、《王西庄与钱竹汀》是柴德赓使用比较方法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20]

柴德赓一生从事史学研究,致力于从历史角度解读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部分,并结合时政,抒发己见,以期以史为戒,警醒国人,教育学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又将其为人理念,治学思想,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充分融入到了课堂教学和平时教育中,在教书育人中展现其个人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莘莘学子,在历史学习中接受全面而深刻的教育。因此,其厚重的史学思想是其进行历史教育的基础,也是其教育思想的一部分。

第二章  历史教育的目的

历史教育,除了以具体化的历史教学来谈,其形式也可以具有多样化。柴德赓从事历史教育工作,在时局动乱中,思想走向成熟,深谙历史教育不应局限于历史课堂上,更应该是国民化的教育。范围细至从读史之幼童,广至社会广大民众,历史教育应该走出课堂,进入社会教育、成人教育及家庭教育。

柴德赓在《论古代师生关系》中提到,“虽然也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之说,但既称为老师,必须担负这两方面的责任。可见老师是不易做的。 [21]强调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教授学识,还要教学生如何做人。柴德赓在长期一线教学中坚持践行“为人师”的理念,并且已经深刻渗入其人格魅力中。他始终带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强调历史教育的鲜明目的至少应该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第一节  培养爱国主义情操

柴德赓的青年时代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入侵,国土沦陷,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北望中原草木腥”[22],柴德赓此时就居住于已属沦陷区的北平,目睹了日本人在中国国土上的恶行,深感亡国之痛。他的老师陈垣曾感慨:“人非甚良,何至不爱其国?特未经亡国之惨,不知国之可爱耳!”[23]柴德赓对此也颇有同感。日寇侵华期间,他家生活虽然难以自持,但始终以一腔热爱祖国的赤忱,坚持民族抗日立场,弘扬民族精神,他所写所述都表达了拳拳爱国之心。

柴德赓精史学而工诗词,笔者有幸可以捧读柴德赓诗集,不禁被其爱国主义激情所震击。柴德赓诗集中贯穿着对国对民的忧思,1935年日军入关,威胁平津,他重到北平,拜谒文天祥祠,写道:“九死浮生支社稷,三边烽火忆孤忠”[24]1937年北平沦陷,他以安史之乱中杜甫自比,“世事凄凉春秋暮,少陵哀恸曲江曲”[25];时刻关注战局,常以杜甫和陆游自比,高声呼吁舍小恩小怨,顾民族大义。好不容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他不禁高呼:“一代风华春不驻,千秋事业史无前!”[26]使人读之忽觉心中舒畅,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柴德赓不仅诗好,作为一名史学家,他史学研究也是值得后人关注的。在长期的史学研究中,他秉承着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即“以史为鉴”,考古证今,表出好人,以为楷模,揭出恶人,以为鉴戒。虽然他青年时期处于国破家亡时期,但常即兴赋诗一首抒发感情,而作为一名史学家,他更希望用修史来寄托自己对国家有忧思,对爱国者的敬重。1943年,柴德赓在纪念屈原的日子里,完成了他精心编撰的长篇论文《<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士大夫生当承平,流连诗歌,高谈孔颜,坐论尧舜,以为富贵如浮云,忠孝吾分内事耳。”[27]这里忠孝为何?“忠孝是封建礼教的东西,但在民族矛盾时期,忠孝的意义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是民族气节。”[28]民族意识、民族气节在动乱中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即使现如今,我们常问一个国家的灵魂何在,最终还是要去民族意识中寻找。柴德赓深谙此理,他通过文章著述,抒发己见,显隐表微,褒贬爱憎分明,考据翔实,具有令人心折的说服力,也有着使人动情的感染力。使读史之人都能感受到爱憎分明的民族情感,不由受其感染,民族意识自然萌发。

柴德赓的爱国思想贯穿其一生。解放前,柴德赓身处特殊时代之下,渴望国家统一,史学研究大多体现其爱国情怀,在教学中也自然少不了强调爱国主义。解放后,国家和平发展,柴德赓响应国家号召,学习苏联,强调进行政治教育,但在长期历史教学中从未放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柴德赓在谈到历史教育时曾说“历史这一门功课,在中学六年之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少的,它的偏重仅次于语文、数学”[29],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学生性格地形成具有一定作用。历史具有其独特的人文魅力,能够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柴德赓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注重发挥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上课时爱憎分明,流露出激烈的爱国意识,整个课堂为之震撼。课上学生都深受感触,即使多年以后回忆,仍被他鲜明的爱国主义和强烈的战斗意识所感染。1942年,柴德赓任教的辅仁大学是在日寇占领下的沦陷区北平,他在讲课时,至情至性,微言大义,“讲僧牒时,他愤慨的揭露南宋统治者龟缩于东南一隅,不思还我河山,却醉生梦死于纸醉金迷之乡,讲到这里,他放声朗诵起‘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诗句。”[30] 至情至性,愤慨处痛斥,惋惜处悲叹,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是长久。新中国建立后,柴德赓曾担任北师大历史系和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在工作上他常常要求青年教师加强对教材的理解,整合教材,融入个人情感进行教学,他曾说 “有些章节只讲述历史事件,不正面进行思想教育也可以的······问题在于教师如何体会,如何正确的阐述”[31]626969澳门资料大全。教师只有很好地体会了教材,挖掘了深层次的东西,才能有所感悟,上课才能激情飞扬,富有感染力。因此,他在历史课堂上从未直接谈论应该如何爱国,何为民族精神,而是将爱国主义情感融入到了教学之中。这是柴德赓人格魅力之所在,相信此处无声更胜有声。

第二节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古往今来政治兴衰之得失,莫不从历史中知晓。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希望帝王从历代得失中吸取经验,更好治理国家。也有人作《小学》,利用过去历史上认为好的人物或者活动事迹来教育孩童。自然,封建历史时期有其时代需求。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有其时代要求和阶级要求。柴德赓在北平期间,除勤奋研究史学外,还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热心阅读革命书籍,长期多次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其所处年代决定其思想中有着积极的政治参与度和敏感度。这也体现在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中,多次强调历史教学中融入政治思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强调加强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柴德赓响应国家号召,在学习苏联教育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政治教育是学校教育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他以苏联为例,指出“在苏联的师范学院里是没有政治科的,通常中学的政治课是由历史教师担任的”[32]。现如今历史教育的功能更加广泛,在历史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作用更加突出,例如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根据历史学科和历史教学的特点,全面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尊重历史,追求真实,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陶冶关爱人类的情操。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根据历史学科和历史教学的特点,全面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尊重历史,追求真实,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陶冶关爱人类的情操。”[33]

1954年4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明确提出“中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34],“全面发展的中学教育,既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又要重视系统的科学知识的教学,同时还要注意体育卫生教育”。[35]

柴德赓在1955年夏季结合国务院的指示发表《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提到“历史教学的任务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系统的历史知识教育学生,使学生明白社会发展的规律,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加强学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因此历史课不仅是历史知识的传授,又是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的环节。既要有高度的科学性,还必须有高度的思想性。” [36] 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提出具体的教学方法,提倡利用历史材料阐明党的立场、观点、方法,教学中“主要是通过历史知识的讲授,分析来进行”[37],加强理论与实际联系。他认为离开具体史实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生命力就会枯竭。中国历史悠久,各种历史材料丰富,教师要利用材料,综合教材进行教学。这与当前我们大部分中学历史教育中广泛提倡的“史料教学”相类似。

柴德赓虽然提倡在历史教学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也清晰地认识到历史教育与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他希望历史课堂上通过客观的具体材料,灵活分析,而不是“用一般的生硬的说教的方法来进行,不是凭教师主观愿望来进行”[38]。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讲述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凭空加一节政治尾巴”[39],最重要的是,“应该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事件,具体分析,讲本国史和讲世界史有区别,讲古代史和近代史也有区别,特别讲近代史是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发展、腐朽的过程,必须代之以社会主义。讲中国近代史一方面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一方面也是中国人民对内外敌人的反抗斗争过程。讲现代史对我们当前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更加亲切,重点有所不同。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有共同点,是农民反抗封建统治,但在不同时期内有不同特点,要是只用简单词句,一般地分析,很容易流入公式”[40]。他希望教师通过提高对自身的要求,端正自己的政治态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融入新时代的特色,以历史事实的分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问题,将政治思想教育贯穿到整个课堂中。

第三节  提升传统文化素养

柴德赓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历史研究,坚定守护和传承中华文化。他在史学研究中对民族文化精华予以肯定,糟粕予以激烈的批判,力图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内容,宣扬优秀传统文化。然建国后不久,“党提出‘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方针[41],柴德赓认为这一政策虽然“大大纠正了以往钻在故纸堆中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毛病,但是在这样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历史教学出了问题:“青年人不读古书,不爱读古书,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处了。甚至有人怕别人批评为‘厚古薄今’,不敢阅读古书”。[42]“这样下去,历史系的学生一定会对古代一无所知,和方针政策是不符合的。”[43]不读古书,如何“古为今用”,如何以史为鉴,知兴衰得失。因此,柴德赓一直强调想学好中国历史,有些基本的书是必须要读的。

他希望学生能够多读书,多积累,认为“读书就要趁着年轻,记忆好的时候。有三十而立直说,所谓立,不是政治,而是业务。熟读一部书,读通一部书”,[44]便能触类旁通,达到“路路通”。柴德赓不仅对学生给予厚望,还对自己提出来更高的要求。“他经常趁开会之便,抽空去乐桥一带访书。他与那里的书商很熟。先生的平易近人,古籍版本的强闻博记,新旧书刊的如数家珍,深得书商的尊敬和赏识。”[45]他很爱书,但是从不吝啬。学生问柴德赓借书,他总是很慷慨也很高兴,但是一定会关照学生多多爱护书籍。他说自己所做的事,正是希望以他个人经验来“影响学生,成名成家,在学问上有所成就”[46]

在当时历史背景之下,柴德赓影响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还有重要的一点,便是他的书法。他既关注到了书法艺术的重要性,又看到了书法艺术被忽略的状况。“几千年来,自甲骨金文以后,文字不但担负着记事符号的作用,还随时随地起着发人美感的作用。”[47]对这样一个具有美的享受的艺术,柴德赓极力提倡,不忍看其被置于“自身自灭之地。他终生热爱书法,并且造诣精深。“柴师的板书不啻是书法展。每次下课以后,总有不少学生驻足于黑板前,低回留立,不忍擦拭。”[48]

柴德赓对书法艺术的提倡和传播非常重视,但新中国诞生之初,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度来继承和发扬这门艺术。柴德赓在1956年的“自从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文化界、科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泼气象,这是应该高兴的事情。陆定一部长说得好:‘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本来,群芳皆歇,一花独放,未免有些单调。可是,在万紫千红之中,如果有‘一花独不放’,并且逐渐枯萎下去,那也未免煞风景”[49],这里的“一花独不放”就是指书法艺术。“它有过几千年的光辉历史,它和我们民族文化有着血肉的联系”[50]。书法不仅仅是艺术。它简单地来说就是人们的日常写字,是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的必备。弘扬书法艺术既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要,又满足了一部分人对于审美的需求。它是融入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的,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其作用居功至伟。

对于有着如此悠久传统的艺术,柴德赓多次呼吁,并且说:“我不是要替书法争出什么名堂来,我总觉得传统的艺术应该延续下去。”[51]他从丰富我国民族文化的艺术品种、增强民族文字的造型美和满足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喜好等角度出发,多次呼吁要办书法展,对“有的地方拿历代有名的碑帖去做‘爆竹’”[52]的行为痛心疾首,提倡出版书法名家的作品,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中国文化瑰宝。

柴德赓在教学中也身体力行,坚持书法写作。他认为教师应该是座山,应该是全面发展的“艺术家”,提倡教师完善自我,希望如清人张熙载所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53]教师要字如其人,这也是教师全面发展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历史教师,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主导力量,打好基本功,写好字,这是教师的基本技能。他在多篇稿件中提到,历史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苏州中学教师张兆星就曾为柴德赓书法所折服,特地请教“先生用笔用墨的门径”[54],希望能够涉猎书法。

柴德赓主张大力提倡书法艺术,已是60年前之事。现如今书法得到大力提倡,有了专门的协会和各种组织,到处办展览会,已然形成了“书法热”,这样的情况是他当时所想象不到的。由此,笔者更加赞赏柴德赓先见卓识,对柴德赓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依旧大力提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为钦佩。

历史教育目的的完成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柴德赓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因此他在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结合。柴德赓作为史学工作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避免地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而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对学生进行了传统文化教育。两者相互作用,他高效地对学生进行了情感价值观的教育。这是柴德赓历史教育思想中最为闪耀的一部分,对今后历史教学及改革都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2016届研究生  吴琼, 指导教师 吴建华教授]


[①] 柴德赓:《论古代师生关系》,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②]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③]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④] 李秋沅:《柴德赓先生<史籍举要>读后》,《史学史研究》,199203期。

[⑤]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⑥]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⑦] 武少民:《柴德赓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6期。

[⑧] 转引自王冰:《柴德赓与中国史学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⑨]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⑩]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11]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12]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13]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14]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页。

[15]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6]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4页。

[17] 陈智超:《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2页。

[18]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19] 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页。

[20]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21] 柴德赓:《论古代师生关系》,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22]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23] 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24]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25]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26]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27] 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6页。

[28] 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5页。

[29] 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30]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31] 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32] 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4] 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35] 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36] 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37] 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38] 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39] 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40] 柴德赓:《关于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基本问题》,苏州大学博物馆藏,1955年。

[41] 柴德赓:《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更大的决心改造自己奋勇前进——在政协苏州市委员会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苏州市档案馆藏,档号:B2-3-1960-781961年。

[42] 柴德赓:《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更大的决心改造自己奋勇前进——在政协苏州市委员会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苏州市档案馆藏,档号:B2-3-1960-781961年。

[43] 柴德赓:《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更大的决心改造自己奋勇前进——在政协苏州市委员会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苏州市档案馆藏,档号:B2-3-1960-781961年。

[44] 柴德赓:《文革检查摘录》,柴德赓后人藏,1967-1968年。

[45]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

[46] 柴德赓:《文革检查摘录》,柴德赓后人藏,1967-1968年。

[47] 柴德赓:《“百花齐放”中论“一花独不放”》,《人民日报》,1956年。

[48]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49] 柴德赓:《“百花齐放”中论“一花独不放”》,《人民日报》,1956年。

[50] 柴德赓:《“百花齐放”中论“一花独不放”》,《人民日报》,1956年。

[51] 柴德赓:《“百花齐放”中论“一花独不放”》,《人民日报》,1956年。

[52] 柴德赓:《“百花齐放”中论“一花独不放”》,《人民日报》,1956年。

[53]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


[54] 何荣昌、张承宗、柴邦衡主编:《百年青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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